我微笑,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。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。“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。”真相是,当时爸爸脑里的肿瘤让他变得健忘,忽略了。“喀布尔是我的家园。现在还是。”他冷笑着说,“还记得那条从你家通向独立中学旁边那座兵营的路吗?”“之前我有想过写信给你,或者打电话告诉你,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。我错了吗?”“你结婚了?和谁?”而真相是,他没有错。说他错了则是谎言。我选择了含糊其辞:“我不知道。”②Taliban,阿富汗政治组织,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,1994年在坎大哈成立,推行原教旨主义,禁止电视、录像、音乐、跳舞等,随后于1996年执政,直到2001年被美国军队击溃。为了行文简洁和阅读方便起见,译文同时用塔利班来指称塔利班组织和塔利班党人。“你怎么样?”我说,“别说客套话,你身体怎样?”④Northern Alliance,主要由三支非普什图族的军事力量于1992年组成,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,1996年被塔利班推翻。“跟我回家吧。我给你找个好大夫。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新疗法。那边有新药,实验性疗法,我们可以让你住进……”我知道自己在信口开河。但这总比哭喊好,我终究可能还是会哭的。“只有你想做和不想做的事情罢了。”我说。①指大家都知道,但避而不谈的事情。“我想告诉你关于他的事,我想告诉你一切。你会听吗?”我不搭腔,带着礼貌点头称是。1981年,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,脑海里依然认得白沙瓦。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,路过兵站,还有那些高墙耸立的豪宅。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,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,比这里更繁忙、更拥挤,特别是鸡市,哈桑和我过去常常去那儿,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。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、摩肩接踵的行人,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,所有这些,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。拥挤的小摊排成一行行,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,兜售兽皮灯罩、地毯、绣花披肩和铜器。这座城市喧闹非凡,小贩的叫卖声、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、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、马车的叮叮当当声,全都混在一起,在我耳边回荡。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,香的臭的,炸蔬菜的香辣味、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、柴油机的烟味,还有腐烂物、垃圾、粪便的臭味,纷纷飘进车窗,扑鼻而来。“没有。”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,那是在1981年。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晚,他前来道别。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,轻声哭泣。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后,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。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,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我。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。死讯传到喀布尔,他打电话来。我们只说了几分钟,电话线就断了。我给他添茶。拉辛汗说了更多。有些我已经知道,有些则没听说过。他告诉我,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样,自1981年起,他住进了爸爸的屋子——这个我知道。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之后不久,就把房子“卖”给拉辛汗。爸爸当时的看法是,阿富汗遇到的麻烦是暂时的,我们被打断的生活——那些在瓦兹尔·阿克巴·汗区的房子大摆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时光毫无疑问会重演。所以直到那天,他把房子交给拉辛汗托管。“你怎么找到我?”我问。“为什么?”我说,“他们干吗要毁掉一个恤孤院呢?”我记得恤孤院落成那天,我坐在爸爸后面,风吹落他那顶羔羊皮帽,大家都笑起来,当他讲完话,人们纷纷起立鼓掌。而如今它也变成一堆瓦砾了。那些爸爸所花的钱,那些画蓝图时**的夜晚,那些在工地悉心监工、确保每一块砖头、每一根梁子、每一块石头都没摆错的心血……注释:“……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,真的。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,我告诉你,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,所以……”“当塔利班打得联军节节败退、撤离喀布尔时,我真的在那条路上跳起舞来。”拉辛汗说,“还有,相信我,雀跃起舞的不止我一个。人们在夏曼大道、在德马赞路庆祝,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欢呼,爬上他们的坦克,跟他们一起摆姿势拍照片。人们厌倦了连年征战,厌倦了火箭、炮火、爆炸,厌倦了古勒卜丁⑤和他的党羽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。联军对喀布尔的破坏比俄国佬还厉害。他们毁掉你爸爸的恤孤院,你知道吗?”“是的。”“实际上,来日无多了。”他用沙哑的声音说,又是一轮咳嗽。手帕染上更多的血。他擦擦嘴巴,用袖子从一边塌陷的太阳**抹向另一边,抹去额头上的汗珠,匆匆瞥了我一眼。他点点头,我知道他读懂了我脸上的疑问。“不久了。”他**着。我点点头。“多久?”
“哈桑?”我说。我上次说出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?那些久远的负疚和罪恶感再次刺痛了我,似乎说出他的名字就解除了一个魔咒,将它们**出来,重新折磨我。刹那间,拉辛汗房间里面的空气变得太厚重、太热,带着太多街道上传来的气味。“不,更糟,糟得多。”他说,“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。”他指着右眼上方的伤疤,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。“1998年,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球赛。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③队,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。我猜想那是因为**不合规矩。”他疲惫地笑起来。“反正,喀布尔队每进一球,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。突然间,一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向我走来,他在通道巡逻,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八岁。他用俄制步枪的枪托撞我的额头。‘再喊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,你这头老驴子!’他说。”拉辛汗用骨节嶙峋的手指抹抹伤疤。“我老得可以当他爷爷了,坐在那里,血流满面,向那个狗杂碎道歉。”“所以当塔利班刚来的时候……”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,对面是窗口,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。阳光照进来,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。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,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。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。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,他的工作,跳蚤市场,还有到了最后,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长辞。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,我出的书——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。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,说他对此从未怀疑。我跟他说,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,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。“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,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。”“哎,”他叹气说,“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?”“我懂。”我低声说。他发出一阵咔咔的笑声,下排牙齿已经不见了。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最疲累的笑声。“我知道美国给你灌输了乐观的性子,这也是她了不起的地方。那非常好。我们是忧郁的民族,我们阿富汗人,对吧?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。我们在失败、灾难面前屈服,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,甚至视为必须。我们总是说,生活会继续的。但我在这里,没有向命运投降,我看过几个很好的大夫,他们给的答案都一样。我信任他们,相信他们。像这样的事情,是真主的旨意。”“她的名字叫索拉雅·塔赫里。”我想起她在家里,替我担忧。我很高兴她并非孤身一人。拉辛汗告诉我,在1992到1996年之间,北方联盟④占领了喀布尔,不同的派系管辖喀布尔不同的地区。“如果你从沙里诺区走到卡德帕湾区去买地毯,就算你能通过所有的关卡,也得冒着被狙击手枪杀或者被火箭炸飞的危险,事情就是这样。实际上,你从一个城区到另外的城区去,都需要通行证。所以人们留在家里,祈祷下一枚火箭别击中他们的房子。”他告诉我,人们如何穿墙凿壁,在家里挖出洞来,以便能避开危险的街道,可以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墙洞,在临近活动。在其他地区,人们还挖起地道。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,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,那个饶舌的司机称之为“阿富汗城”。我看到了糖铺、售卖地毯的小贩、烤肉摊,还有双手脏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,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,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助机构。“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,真的。他们做生意,不过多数很穷。”他“啧”了一声,叹了口气,“反正,我们就快到了。”然后,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,把门打开。“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罢了,”拉辛汗说,“你不忍知道的,亲爱的阿米尔,那在恤孤院的废墟上搜救的情景,到处是小孩的身体碎片……”“记得。”那是条通往学校的近路。我记得那天,哈桑和我走过去,那些士兵侮辱哈桑的妈妈。后来哈桑还在电影院里面哭了,我伸手抱住他。“你干吗不离开呢?”我说。拉辛汗大笑。“你刚才的口气可真像你父亲。我很怀念他。但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,亲爱的阿米尔。这真的是。”他停下。“另外,我要你来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我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看到你,但也还有其他缘故。”他又在手帕里面咳出一口血。他弯腰吐痰的时候,我看见他头皮上有结痂的疮口。“我要你到这里来,是因为有些事情想求你。我想求你替我做些事情。但在我求你之前,我会先告诉你哈桑的事情,你懂吗?”“那些年我并非都是一人度过,哈桑跟我住在一起。”“是的,希望是奇怪的东西。至少带来了和平。但代价是什么呢?”拉辛汗**地咳嗽起来,瘦弱的身体咳得前后**。他掏出手帕,往里面吐痰,立刻将它染红。我想这当头,说一头汗流浃背的大象跟我们同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面,那再也贴切不过。“对!对!”他说,微笑着。“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,很久以前了,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。”③Mazar-e-Sharif,阿富汗西部城市。“亲爱的雅米拉。”“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?”我说。⑤Gulbuddin Hekmatyar(1948~ ),1993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理。我告诉他。他眼睛一亮:“哦,没错,我想起来了。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?她的名字叫……”“至少带来了和平。”“哦。”他啜着茶,不再说什么。在我遇到的人中,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心那个。“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。我买了张美国地图,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资料。”他说,“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,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。”“什么原因都行。”然后拉辛汗又喝了几口茶,把头靠在墙上,开始说起来。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,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。我付了车钱,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,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。这座建筑有木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,窗外多数晾着衣服。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,登上二楼,转右,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。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,敲敲门。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着陆三个小时之后,我坐在一辆弥漫着烟味的的士破旧的后座上。汗津津的司机个子矮小,一根接一根抽着烟,自我介绍说他叫戈蓝。他开起车来毫无顾忌,横冲直撞,每每与其他车辆擦身而过,一路上滔滔不绝的话语片刻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来:“塔赫里……她是谁的女儿?”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②。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:“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它们。”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。全班也跟着他大笑,可是我总觉得这种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。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。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当成陈词滥调,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。例如,“房间里的大象”①这句话,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。“你们离开之后,那些年我一直住在你家,你知道吧?”“他们是英雄。”拉辛汗说。他耸耸肩,再次咳嗽。“我想我活不到夏天结束。”他说。